但是，《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设定的制裁责任主体除了相应的企业之外，第17条第2款还进一步规定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三、个人的独特性：内在依据上对人的尊严的又一证成方式 以上我们介绍了从内在依据上对人的尊严的理论证成，应当说，相对于从外在方面来论证人为何具有尊严而言，内在依据无疑是更为适切的论证路径。第二种能力，则是人有进行思考、采取行动、参与各种事物、介入各种关系的能力。
不仅如此，《疏议》在解释五刑中的徒刑之徒时，还专门提到徒者，辱也，盖奴辱之，也就是以羞辱作为刑罚的目的所在。哈耶克也曾指出：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个人的能力及潜力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乃是人类最具独特性的事实之一。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他与生俱来的特质和素质是自然秉赋。[73]证诸人类生存的经验可以知悉，如果说生存环境的独特主要是从人成长的青少年阶段而言，那么，在进入社会之后，个人更多地依靠的是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主观能动性，因而会造就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心路历程。独特性也即每一个人与其他人相比所不具有的特质。
从哲学上而言，思想是指以存有物之为存有物及其本质关系为对象之非直观的认识方式，具体而言，它包括几个相关的连续步骤：领悟某一事态（洞见某些关系，形成概念、推论），继而对之采取立场（发问、疑问、确定等），目的是运用判断决定性地（或自认为决定性地）把握某一事态。因为唯有透过道德，他才可能在目的王国中作为一个制定法则的成员。同时，受国家保护的家庭具有制度性保障和权利保障两个层面上的旨趣，也要求我们依此构建多层次的保护结构，进而实现家庭主体地位的发挥。
作者简介：胡敏洁，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三）发挥家庭的主体地位 由于我国宪法规范中规定家庭作为被保护的对象，很容易被单一地理解为家庭被动接受国家的保护。（二）多层次的家庭保护内容 基于国家对家庭事务的介入界限，家庭保护的内容也包括如下层次： 1.对家庭既有秩序的尊重和维护 制度性保障的学说在后期的发展中，逐渐受到了质疑。但不可否认，1954年宪法使家庭首次以独立姿态出现在新中国的宪法文本之中，预示着国家从调整家庭这一特殊社会关系出发，试图发挥家庭维护国家政权的政治功能和安定社会秩序的社会功能。
[8]孙林英、张伯秋、张赟芳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浙0602民撤2号。最终，家庭主动性功能的发挥，换言之，家庭独立地位的强调应当是受保护的家庭之宪法规范的最终目标。
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将常回家看看纳入法律是否妥当，家庭的教育方式是否需要国家介入或者国家如何引导，均与家庭、国家之关系相关。伴随着现代文明和社会的发展，破坏婚姻自由的情形较之虐待老人、妇女、儿童的情形更少出现。但需要注意到，国家的保护应避免过度，防止家庭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当联结以及某些过度的干预，如涉及道德、伦理等问题时需恪守一定的界限。[18]这也是后期为何制度性保障开始强调基本权利保障的目标之原因。
《反家庭暴力法》第 1 条也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制定本法。再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都强调，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而，母亲、儿童作为特殊的保护对象被额外加以强调。[14]参见《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6号）第45条。
（三）因家庭成员身份而影响个体权益 家庭是基于家庭成员彼此间的关系以及身份所形成的共同体实际上，如上文所述，宪法所保护的家庭是多层次的，包括家庭秩序的稳定、家庭成员利益的保障等。
宪法第46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21]岳经纶、张孟见：《社会政策视域下的国家与家庭关系：一项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最终，家庭主动性功能的发挥，换言之，家庭独立地位的强调应当是受保护的家庭之宪法规范的最终目标。当然，这些案例中，对于宪法的援引一般都叠加着其他具体法律、法规的适用，如《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出于制度性保护的要求，强调对于家庭秩序的卫护，需要立法、行政、司法等主体的保障。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对于家庭保护的规定是分层次的，首先是对家庭主体的保护。国家只有在家庭秩序难以提供足够的保障时，才能介入家庭事务。
因此，会将家视为人伦秩序上的存在而不予以法制化。进而，特殊群体在无法获得家庭的卫护之后，应当转由国家来提供足够庇护。
再如，孙林英、张伯秋、张赟芳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8]案也对宪法第49条第3款加以了援引。再比如，家庭中的婚姻关系、父母和子女关系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再婚家庭、重组家庭等家庭结构的出现会自然引发婚姻法等诸多法律变革，公法上的保护内容自然也会发生调整。
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之五，[15]郑晓琴诉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案中，《温岭市工业城二期用地范围房屋迁建补偿安置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不计入安置人口：（一）……已经出嫁的妇女及其子女（含粮户应迁未迁）只能在男方计算家庭人口。由于宪法只提供基础性框架，实践中，这种保护与干预的界限便会模糊不清。
此种意义上，制度性保障所保障的只是一种现状，并未课予国家积极创设某种理想制度的义务。1.义务性条款 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强调婚姻、家庭作为基本的制度与社会秩序，国家负有维护的义务。家庭中心主义认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庭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重要，个人不能独立于家庭，家庭内部关系是根据上下序列关系而形成，而这种人际关系的原理扩大到外部的社会组织之中。它首先意味着公民除可要求国家遵守不侵犯义务外，还可请求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税收优惠等措施履行对公民的给付义务。
同时，家庭的变迁也会引发公法关系上的各种变化。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如规定，父母应当加强自身修养，注重言传身教，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13]依该条规定，单身居住的可以独立成户，但并非家庭。
进而，母亲、儿童作为特殊的保护对象被额外加以强调。我国宪法第49条为我们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规范依据，即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另一个则是家庭、户的并存以及家庭成员身份与个体权利模糊不清，这些情形悄然地改变了受国家保护的实质，从而可能转向某种不当的介入或干预。[11]对此，后文将继续加以探讨。以家庭为基础的亲权是传统的家庭内部统治权，官府甚少过问，偶有滥用亲权问题则由族长解决。此外，在考量外嫁女的权益保障、针对个人征信所产生的惩戒等问题时则应将个人的独立权益与家庭成员身份区别开来，避免某种不当的关联。
尤其在中国传统中，家庭是养老、医疗等福利任务的首要主体，困境家庭但凡遭遇某种不测，将很快引发诸多连锁反应，由此对国家的保护提出了更全面、更高的要求。二、宪法规范的展开 家庭作为私领域，在古代承担着秩序维护的功能。
近几年，在我国婚姻家庭法的讨论中，开始强调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干预，以形成某种带有社会法色彩的婚姻家庭规定。另一方面，社会权力可以多种柔性方式介入家庭关系，遵循个别的、具体的、正义的要求，采取灵活的个别化解决方案，以促使当事人自愿改变不利于家庭和谐的决定。
类似的案例还有如周诗炳与周红海赡养纠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浏民初第06937号。这些情形都很容易模糊化家庭以及保护的涵义，也会成为不当干预家庭事务的缘由。
